北大哲学教授：我前世是一个禅宗和尚

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具有一定影响的知识分子，其经历、成就颇不一般：做过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当过记者，登过北京大学的讲坛，发起过乡村建设。

人们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学大师。然而让他自己说，这些都不足挂齿，他承认自己是一个“不穿袈裟的和尚”。94岁高龄时，他仍坦承自己是一名佛教徒，因而被时人称作“藏身人海最后露一鳞”。他就是梁漱溟。

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九月九日，北京市一个世宦家庭，一名瘦小的男婴呱呱坠地了，他就是后来驰名文坛的梁漱溟。时任内阁中书官职的父亲梁济，给孩子取名焕鼎，字寿铭，寓光大鼎新和健康长寿之意。

梁漱溟五岁发蒙读书，六岁还不会穿裤子，瘦弱多病而且呆笨，直到九岁，在父亲的启发下，逐渐从糊涂中清醒过来。他历经两度私塾，十二岁考入顺人中学。

悲天悯人是梁漱溟的天性。他在北京街头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发老头，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胡子上面沾满鲜血。这件事对梁漱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当时便流出泪来。从此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

从懂事开始，他就不断思索、探求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一是人生。这两个问题伴随他度过了八十余年的岁月。

十四五岁时开始为人生问题所困惑。当看到家里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很辛苦，就禁不住问她是否辛苦，女工说习惯了。她看上去并不感到苦，脸上还常带着笑容。

而他自己呢，家境尚好，又是家中的小儿子，倍受父母疼爱，看上去好像不存在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内心却常常很苦闷。他如同释迦王子一样的哀愁，最后得出结论：

人生苦乐不在外境，而在自身，根源在于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这种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人类为什么会这样寻寻觅觅？苦思冥想，选择佛经寻求答案，成为必然的结果。

梁漱溟常去北京琉璃厂文化街，翻阅购买木刻佛经。读到佛经中“人身难得”一语时，不禁潸然泪下。

确实，“光阴要紧”，人的一生是很短的，“人得到生命这个机会实属不易，不能愧对自然的恩赐”。

佛经所说的和自己所想的，是那么惊人地相似，自己的困惑，佛经中都给出了答案。

从此一发不可收，他边学边钻，渐趋佛学意趣宏旨。对此，他曾经一度有一种抑制不住想出家的冲动。

十八岁那年，母亲病重，她希望梁漱溟能和妹妹的一个同学订婚，而早有出家为僧念头的梁漱溟却回答说：“我一辈子不结婚！”母亲听了很气愤。

比较开明的父亲在一旁劝解说：“这个孩子是有向上心的，他总会走正路的。”

就这样，梁漱溟拒绝了母亲的订婚，直至十一年后才结婚。第二年，1912年6月，母亲在长期病痛之后去世，从此梁漱溟发心吃素，终生不改。

1916年，在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他曾经杜门研佛三年。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想出家。

南岳衡山是他向往的精神净土，他要去南岳衡山归隐，完成宿愿。于是辞去了秘书工作，南下苏、杭，后又去湖南。

一路上见到溃兵流窜，横行抢劫，村民被害而无人救助的情景，使梁漱溟十分难过；战祸惨烈，良心不忍舍去众生，因此他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返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谈到“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他呼吁社会各界组织国民息兵会，以共同阻止内战。他自费印刷数千册，分送各界人士，在文化界引起很大的轰动。

1917年，受蔡元培之邀，他去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印度哲学。他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开创了以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的先声。

他把印度各宗概略、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四篇讲义，合纂为《印度哲学概论》出版发行。后来又编了《唯识述义》，以弘扬佛法。

北大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按梁漱溟所说，这是很容易引起争名好胜之心的，与他怀着的出家念头极相矛盾。他喜欢和僧人接近，并和他们交朋友。

1924年春夏之交，他因严重失眠，住进北京万生园内一个叫极乐寺的破旧寺庙养病。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叫省圆法师。

梁漱溟一见到他就觉得似曾相识。省圆法师住两厢房，他住靠殿的北房。他每天跟老和尚一样食粥，吃完就同去散步，谈及佛学方面诸如造业、起惑、受苦等知识，十分投缘。

有一次，当梁漱溟谈及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里面包括佛教时，老和尚忽然正色批评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懂什么?”老和尚的直率，让他心里佩服，忙点头称是。

梁漱溟在极乐寺住了四十多天，和老法师交往甚深。得知他开悟后还在静修，连称他是个了不起的禅宗和尚。梁后来还对人说：“我一生佩服再没有见过第二人。”第一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再次打算出家。

他后来研究儒学，发现佛、儒有“相通”之处，其所以相通，在于都承认人，所以决定搁置佛家生活的念头。

他觉得生命的可贵正在“感应灵敏，通达无碍”。梁漱溟特别引证马一浮先生关于“儒佛等是闲名，人性人所同具”的话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在梁漱溟看来，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看到众生沉沦于生死海中，甚感可怜，所以决定要超脱生死，解决生死。他虽没有出家，但要以佛家救世精神，倾其毕生精力，探求中华民族自救的道路。

他怀着“无我为大，有本不穷”的信念，抛弃一切，勇猛精进。他真的努力做了，他一切言行举止的出发点是悲悯众生、普救众生；他一生追求的志向是不做俗人，而是做超俗人。

他离开朋友，抛弃亲属，舍去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到落后贫困的乡间，践履着他“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的愿望，以河南、山东的穷困乡野作为他的实验田，开展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

1931年，他以一副佛教徒的心肠，创办了山东邹平研究院，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救人先救心。选定一种宏愿，专注一处，不敢旁鹜，虽入而不以生死为念，这正是一名真正佛教徒的普世情怀。

哲人多寿，梁老阅尽沧桑荣辱后，于1988年6月22日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路程。弥留之际，他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

我们似乎听到梁老轻诵着这首诗偈，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