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三隆：继承玄奘精神 促进中印友谊

继承玄奘精神促进中印友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荆三隆

内容提要:佛教在推动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玄奘大师所代表的佛教高僧的弘法实践一直是中印文化交流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玄奘法师以其卓越的亲历为人类文化交流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友好往来,谱写了由民间的个人行为,上升并直接影响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往来、互利共荣的新篇章。玄奘法师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把政教关系处理得圆融、和谐,开创了中国佛学的新局面,全面继承大乘唯识学说,着述了记录南亚广大地区的《大唐西域记》,他的译痉活动不仅保留了印度文化的思想成果,而且为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提供了完备的思想宝库;他的西行求法,把中印两国友好关系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从而形成了蕴涵丰富内容的玄奘精神。在新时期我们要继承玄奘精神,就要努力发扬玄奘大师勇于开拓、积极探索的精神风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推动中印友好,扩大交流和相互学习的内容,共同创造中印两国相互学习互利共荣的美好明天。

关键词:玄奘中印友谊

隋唐时期(581年』07年)是中印文化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佛教在推动两大文明古国的相互交流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玄奘大师等佛教高僧的弘法实践是这一时期中印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玄奘对中印文化关系的历史贡献

玄奘于贞观三年(629)在未能“降敕遣进”[1]的情况下,冒死“私往天竺”,“见不见迹,闻未闻经”。历时十六载,疏导瑜伽与中观的论争,着《会宗论》,尽取五竺佛学要义。在曲女城十八天的法会论辩中,受到一致推崇,被二乘信众誉为“大乘天”、“解脱天”。在钵罗耶伽国大施场五年召开一次的不分贵贱、信仰,有五十万人参加的“无遮大会”上,当时统治北印,影响五竺的戒日王,在玄奘和众诸侯国王的陪同下赴会。在玄奘的推动下,佛教成为戒日王信奉的宗教,在北印被置于尊崇的地位。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携梵本返长安后,校合三种梵本,于显庆五年(660)至龙朔三年(663)在玉华殿译大般若六百卷,共四处十六会二十万颂。因此,玄奘不仅是当时印度佛学的集大成者,而且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佛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杰出的代表,开拓了中印两国政府与民间的双向互动,并且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相互友好往来的新局面[2]。玄奘法师以其超拔卓绝的亲历为人类文化交流事业,谱写了由民间个人的行为,上升并直接影响到国与国之间亲密交往、互利共荣的新篇章,铸就了一座永不磨灭的思想丰碑。

其历史贡献体现在:

1.玄奘把对教义的深刻理解,贯穿于弘法的实践之中,将佛教的发展与王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佛学从庙堂引入到殿堂,把佛教的兴盛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紧密地结合,在印度和中国都开创了一个佛教与王权和谐发展的辉煌时期,表现出了一个伟大的佛教学者对社会历史的深刻领悟和非凡的洞察力,对今天佛教的发展与联系现实生活都有借鉴意义。

2.玄奘在五竺的游学及其在曲女城大法会和钵罗耶伽的无遮大会的亲践表明,玄奘的学识代表了当时佛学的最高成就,具有包容小乘,不薄中观,尤厚瑜伽行派的特点,突现了大乘佛学兼容并包,博大深厚的内涵。玄奘的回国,标志佛学在印度已经是“西边的太阳”,而在中国成为“东方的朝阳”。佛学中心由印度向中国转移。

3.玄奘的《成唯识论》融汇九家,汇集了瑜伽行派唯识古学和唯识今学人物的思想菁华,全面继承了大乘唯识学说,在传译因明学上作出了贡献,不仅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而且为中国古代逻辑学,为人类的思辨哲学领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4.作为亲历记的《大唐西域记》,包括了当时极为广大的地区。有以后归唐的西突厥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今天的阿富汗东北部、尼泊尔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几乎整个印度地区和孟加拉等国。对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气候、山川地势,无不实录,其记述之翔实,考察之精审,研究之深刻,至今犹令人惊。”[3]不仅在玄奘之前的相关记叙不能与《大唐西域记》相比,在此之后的类似着述也难以与其比肩。玄奘的西域纪实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极其珍贵的历史记录。

5.玄奘回国潜心从事经典翻译,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互动的新风尚,不仅保留了印度文化的思想成果,同时为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发展、成熟,准备了完整的思想宝库,为佛教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6.在玄奘的影响下,戒日王在公元641年曾遣使来我国。唐太宗在贞观十五年(641)派出了以梁怀敬为正使的使团出使回访了北天竺的摩揭陀国。这是中国使团第一次抵北印。戒日王又遣使者随梁怀敬回访长安。太宗为答谢其诚,在贞观十七年(643)又再派以朝散大夫李义表为正使、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为副使的,由22人组成的使团,送戒日王的使者归国,到达后受到了戒日王的热情款待,将唐代中印友好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由民间到政府友好往来的新阶段。此后,派往印度的外交使者就频繁起来,其中以使者身份多次出使印度的使者,当首推王玄策,他成为专使天竺的职业外交家。

王玄策作为唐朝的官吏,自太宗贞观十七年首次出使至高宗麟德二年返长安,共历时22年之久,多次代表中国往返于中印之间,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建立友好的国家关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的活动证明了早在1300多年前中印两国就建立了正式的国家关系,在政治、外交上有着紧密的联系[4]。

玄奘追求真理、精进不止、不惜生命、无私奉献的价值取向,圆融会通、和谐豁达的气度胸怀,形成了高尚卓越的精神风貌,受到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敬仰,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中印传统友谊的健康发展,仍具有现实意义。

二传承玄奘精神,促进新时期中印友谊

中印两国都是世界上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都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两国之间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化交流史和友好往来的历史记录,我们弘扬玄奘精神,就是要立足现实,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努力。本届玄奘国际研讨会,由教学两界和中国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举办,以“玄奘与当代社会”为论题,就充分体现了文化界、学术界,特别是佛教界对发展中印文化交流、弘扬玄奘爱教、爱国精神的热切愿望。那么,中印两国目前的关系以及文化交流的现状如何,又有哪些方面可以改进呢?笔者不揣浅陋,谈一点想法,以期能对促进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有所增益。

(一)中印关系的现状

1950年,中印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互派了大使。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国西藏地区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在协定中写入了两国政府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和10月中印两国总理互访。在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印等国共同签署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重要宣言,为扞卫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由于历史上遗留的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到1959年,我国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的活动演化。为叛乱,其中心就设在印度的噶伦堡,直至1962年10月发生中印边界冲突。从此,中印关系就基本上处于冰点状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两国领导人,都面对世界冷战格局的改变,重新审视两国关系,正常的国家关系得到了恢复。特别是近年来,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发展十分迅速。据新华网报导,2002年中印贸易额为36亿美元,之后年年激增,到2005年已达到187亿美元,今年有望突破2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印两国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有13亿,印度有11亿,两国人口总和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0%。中印两国又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经济都分别以大约9%和7%的速度持续增长,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印的贸易可以发展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今年3月28日,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举行了“中印友好年”暨《中印双边关系重要文献汇编》的庆祝仪式和首发式,在两国商定合作的38个项目里,文化交流的项目引人注目。如互派文化部代表团访问,互办“电影节”。中国在印度举办“山西民俗艺术展”、“陕西文化周”,派京剧团访印。在这些文化交流的友好活动中,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成为其中的聚焦点,诸如佛教界已经启程的“重走唐僧西行路”活动,在印度那烂陀寺进行玄奘纪念堂揭幕,在中国洛阳白马寺举行印度风格佛殿的落成仪式和开光典礼以及在成都大慈寺举办的“第三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活动充分表达了佛教界和学术界对促进中印友谊的美好愿望。

(二)促进中印友谊之浅见

毋庸讳言,尽管中印关系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进行长期、耐心的工作,但这都不应该成为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障碍。要真正做到有着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之间的彼此尊重,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创造新方法,发扬玄奘大师勇于开拓,积极探索的精神风范,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扩大文化交流的范围,不断丰富其内容。继承中印传统友谊,就要从学习玄奘大师深入实际,了解和充分认识印度社会和状况的亲历精神人手,具体讲:

1.要不断了解和认识印度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应当看到印度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自强不息、和谐淡泊的精神追求和宗教情怀在当代社会文明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了解其各种文化长期共存共荣的多元特征和宽容态度。这些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具有认识意义。

2.在不断推进两国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广泛交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两国民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要作出极大的努力,还必须面对许多挑战。我们从各种渠道知道,中印陆地边境唯一有公路连通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东亚县与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在7月6日重新开放了。这里曾经是造福两国人民,边境贸易的重要信道。但据《环球时报》(2006年7月22日,特派记者任彦等)报道:除第一天印度有98个边民到中国一侧边贸市场外,以后的半个月,只有5个印度商人到中国一侧。据统计,中印两国民间往来与经贸往来相比极不对称,近年双边往来不足40万人次,只相当中国和韩国两国人民之间往来的1/10,每周从北京飞往印度的航班只有3次,而中韩每星期从各城市往返的航班有375个班次。这说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太少,有很大的疏离感。

3.从民间开始,重视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尤其是学术界和佛教界更应当发挥各自的优势,携手并进,历届的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是这方面成功的实践。特别是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印度有许多东方文化研究机构,诸如:贝那勒斯大学的亚洲各民族语言和文化研究所;阿利加尔大学的中东各国文化和语言研究所;万卡特什瓦尔大学的东方语言学研究所;高哈蒂大学的历史和考古学研究所;巴特那的贾亚斯瓦尔研究所,这里收藏着西藏最完美的手稿、,版画、绘画,还进行梵语古文献的出版工作;普那的班达尔卡尔东方研究所,这里是印度最大的东方学研究中心,菲格森学院也是着名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德里的国际印度文化学院,拥有丰富的佛教艺术作品及拉古·维拉教授由中国和蒙古运来的西藏版画。

从加尔各答乘火车3小时,就可到达珊提尼克坦的由泰戈尔在1921年用诺贝尔奖金创建的全印知识大学(印度国际大学),其中中国学院成立于1937年4月14日,许多学者如常任侠、金克木、周而复都曾访问过这里。画家徐悲鸿曾在这里工作过一年,并与泰戈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总理也在1957年曾访问过该校,被授予名誉博士,随后他代表中国政府赠送的10000多册图书,至今仍珍藏在中国学院图书馆。该校现在有40名中文专业的学生,现任7名教师至今尚无中国教师。附设的钦巴万科学研究所,是印度唯一的汉学研究机关,也是佛学和西藏学的主要研究中心。

除了上述研究机构,印度的大学中也设有中文专业,如尼赫鲁大学,加强中印研究机构,特别是高等院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就更显得重要。只有使中印两国学术界、教育界有更广泛的了解和接触,才能使两国的学者相互学习,促进科技和文化交流,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民间深入。

总之,发展中印两国友谊,是事关人类福祉、功德无量的善行,让我们为传承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共同努力,在新时期绽放出更灿烂的友谊之花。

[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附录之《请取梵本表》。

[2]参见拙文《玄奘与大乘瑜伽行派》(《中国佛学》台北2000年春季号第82页至83页);《穷经究义之旅——求法高僧写就的中印交流史——西域记风尘》(台北《经典杂志》2003年8月版451页至455页)。

[3]高杨.唐初政治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国佛学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237--274.

[4]参见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3—14.